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偕其高级幕僚陈诚、顾祝同、杨永泰等乘飞机由武汉飞抵重庆，从而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偕其高级幕僚陈诚、顾祝同、杨永泰等乘飞机由武汉飞抵重庆，从而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蒋介石这次西南之行的真正动机，首先固然在于追剿红军和统一四川及西南诸省于中央势力的控制之下，而另一方面，此行对他最终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的决策有著重要的影响。蒋介石一到重庆，就表现出与他中原、西北之行不同的态度与兴趣。3月4日，也就是抵达重庆后三天，蒋介石在出席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举行的扩念周上作了他到四川后的首次公开讲演——《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重庆近年的发展变化，在讲演中，蒋介石以大量的篇幅阐明了四川地位的重要及其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四川各界应尽的责任。他说“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地方重庆的经济靠的什么，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我们既然有了这种优越的凭藉，不仅可以使四川建设成功为新的模范省，更可以使四川为新的基础来建设新中国。”在讲话中，蒋介石还引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谚来说明四川地位的重要及其与国家治乱的关系并以之开鞭策四川。蒋氏称“中国自古还有一句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的，其中确含有很大的意义。我提出这句话重庆近年的发展变化，也并不是要来责备四川同胞，乃是说明四川对于国家治乱的关系与四川同胞的责任之重要。我们无论从历史的事实来证明重庆的经济靠的什么，或从四川在全国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四川的治乱，确可以影响全国的安危。所以要统一国家，完成，必须四川同胞先来负起这个责任。如果四川同胞不能负起责任来尽力于大命事业，我们整个事业重庆的经济靠的什么，更没有完成之一日。”这里，蒋介石虽然对四川的地位十分重视并褒勉有加，但他并不是于此扰下定了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决心的。蒋氏上述的四川“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并不是针对当时的情形下说的重庆近年的发展变化，而是就辛亥时期四川的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起义的成劝而言，主要是讲四川过去对国家的贡献，其目的是为了勉励四川的“各界同志”，希望他们能精诚团结重庆的经济靠的什么，共同努力，“一致在总理主义与精神系统之下刻苦奋斗，……以担负起救国与复兴民族的整个责任。”这是为其督剿红军、统一四川及西南诸省作舆沦鼓动和心理导向这两个目的服务的。所以，那种认为蒋介石一到四川就确定了以四川为中华民族对日抗战根据地的观点，既有失偏颇，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重庆近年的发展变化，但蒋介石一到四川，的确表现出许多与他中原、西北之行不同的地方，这首先在于他一到四川，就大张旗鼓地阐明、强调了四川对国家、对民族的重要性重庆近年的发展变化，并公开、明确地表明了他自己对四川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而所有这些，则是他中原、西北之行根本没有的重庆的经济靠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