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此种形势，提出了“目前我们在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的方针

　　面对此种形势，提出了“目前我们在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的方针。

　　方面的举动，赢得了国内外广大民众及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强硬派受到了猛烈抨击，左派人士，如宋庆龄、柳亚子等人在香港发起运动，并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当局立即“悬崖勒马”。

　　而此时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变化，1941年6月德军进攻苏联，宣告了臭名昭著的“苏德协定”失效，苏联加入了抗击法西斯的阵营中。此时英、美等西方国家，为了打败意图与其争夺霸权而缔结同盟的德意日等国，开始缓和与苏联的关系。

　　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使得美国更加坚定了抗击法西斯的决心。次年初美英苏等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正式形成。此时重庆特点简介，对中国局势深有影响的美苏两国均不希望国共两党关系破裂，而是继续保持合作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

　　在此国内外形势之下，蒋介石明确提出“用方法”“解决问题”。并于1942年8月中旬，约见在重庆负责工作的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表达了希望为解决国内问题而与在西安会晤的想法。

　　虽然欣然同意前往谈判，但是周恩来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最终党中央决定派先行前往与蒋介石会面。

　　蒋介石一贯喜欢从中苏关系及国际局势角度综合考虑国共关系，当然苏联及美国的对华态度直接影响着他对的看法。

　　其实，蒋介石一直以来对于苏联方面的看法就具有双重性，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一方面希望得到苏联在军备物资等方面的援助，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苏联对日本法西斯妥协并干涉在中国的统治。

　　与此同时，苏联的对华态度、国际以及国内局势都深刻影响着他对苏联的心态，因此这种心态是动态的变化的。

　　在希特勒的铁蹄踏破波兰国土前夕，苏联就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求自保，德国闪击波兰后，苏联随即展开了对芬兰的军事行动，以加强苏联的防御纵深。这些都与斯大林此前积极倡导的与英法等国合作共同遏制法西斯的提议完全相左。

　　此时的蒋介石对于苏联的反法西斯态度是否坚定及政策是否会有变化充满疑虑，甚至是恐惧。因为这直接影响着苏联对日本的态度，国米的高层一直担忧苏联会对日本妥协，尤其是在苏日签订停战协定后蒋介石的疑虑更加难以消除了。

　　而在全面抗战的这四年时间里，领导的敌后抗日活动如火如荼，抗日根据地迅猛发展，这使得蒋介石十分忌惮，所以决定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实行“剿共”行动，蒋介石甚至错误的认为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日本法西斯。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订立同盟，为了利用中国牵制住野心勃勃的日军，将其拖制在远东地区，英美苏争相拉拢蒋介石，并加大了对华援助，这使得蒋介石的雄心和野心进一步膨胀，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国共合作。

　　为了达到反对我党的目的，蒋介石提出很多无理要求。1940年10月，他强令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方面为了抗日大局屡屡妥协。

　　提出在皖南的新四军立即向长江以北转移，但是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却遭到了重兵突袭。我军奋起反击，在激战七昼夜后终因寡不敌众而惨败。

　　事件发生后，方面极为愤慨，但是国际为避免因国共关系破裂而影响到抗日，要求方面做出让步息事宁人。虽然对国际的态度非常不满，但是迫于当时国共之间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不得不将之前拟定的上、军事上并举的方针转变为采取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

　　决定动员国内外一切爱国力量共同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恶行。1941年1月20日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并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与此同时，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揭露了皖南事变的，并要求严惩祸首。

　　方面采取的尖锐对立的进攻策略甚有成效。在皖南事变的公诸于世后，立即在国内外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蒋介石及强硬派遭到了许多爱国人士的口诛笔伐。宋庆龄、柳亚子等左派立即发起活动，并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其立即“悬崖勒马”。

　　其实，在此次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美苏两国均希望蒋介石及当局能暂且搁置国共之间的矛盾，将全部精力完全用于抗击日寇，这样就能有效地牵制并消耗日本军力。

　　因此，在得知蒋介石公然发动皖南事变后，美苏立刻表达了不满。并通过各种渠道要求其立即停止这种必然会削弱中国抗日力量的愚蠢行径。

　　苏联外交官员立即电令国民政府，希望蒋介石“勿做使敌人快心之事”，并要求其立即“妥善处理”，以达到“不影响抗战”的目的。

　　而苏联驻华大使则在随后面见蒋介石，向其转达了苏联政府对此次双方冲突的关怀，以及对引起内战、损失抗战力量的担忧。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崔可夫则暗示如果坚持枪口对内，定会影响苏联方面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

　　而美国政府则更加直接，立即决定暂缓实施此前与蒋介石政府预定的价值5000万美元的援华物资，并要求即将来华的总统经济顾问居里切实调查国共双方发生冲突的具体情况。

　　随后，居里向蒋介石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口信：中国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加紧团结”。并表示如果中国发生内战，那必定会“影响其援助中国之热诚”重庆民族特色。

　　在的猛烈攻势及美苏不断施压之下，蒋介石意识到此时的他已经陷入左支右绌的境地。尤其是美苏两个国家对于此事的态度如此强硬，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再三斟酌。

　　因为不论是抗日还是“剿共”重庆民族特色，蒋介石都需要两国的物资援助，一旦美苏不再与其合作，那就相当于抽掉了他背后的支柱。面对此孤立和被动的局面，蒋介石不得不改度，收敛嚣张的气焰。

　　他在之后召开的参政会演说中无奈表示“保证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并在会后态度极为“诚恳”地向周恩来提出“诸多问题均可提前解决”。自此，国共关系在多方努力之下趋于一定程度的缓和。

　　而之后的突发事件，让美苏两国更加坚定了联合全世界一切力量共同抗击法西斯同盟的决心。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单方面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集结五百多万兵力对苏联展开进攻重庆特点简介，苏德战争爆发。

　　而半年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在未经宣战的情况下对美国发动突然攻击，如此狂妄举动令美国社会及人民甚为震怒，尤其是不久之后德意等国也陆续对美宣战，美国政府不得不放弃一直以来受孤立主义影响而在外交领域采取的“中立”政策，向德意日宣战。

　　几天之后，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冒着冬季大西洋的寒风，航行几千公里远赴美洲与罗斯福会面，讨论全球局势。

　　1942年元旦，《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正式发表，其要求全球各国集中所有经济与军事力量，共同抗击德意日法西斯，自然也包括当时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政府。

　　为了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罗斯福曾托人转告蒋介石，说他希望中国在三年之内不要发生，同时强调美国提供的援华不得用于反内战。在此背景之下，蒋介石暂时放弃了发动内战的念头，开始谋求与缓和关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不久重庆人文特征，一直在苏联养伤的启程回到国内重庆人文特征，由于日军的封锁，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费尽一番周折之后终于在1942年1月到达迪化。在途径西安时，特意与自己在黄埔军校的学长胡宗南会面，担当了一回国共两党之间的“亲善大使”

　　7月初，为纪念抗战五周年，中央公开发表了“七七”抗战宣言。其中表示“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重庆人文特征，来与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面对方面抛出的橄榄枝，蒋介石在与高层商议之后，约见了此时在重庆负责工作的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表示希望一个星期后能够在西安与会晤。

　　周恩来当即电告延安，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在“在态度上看不出有何恶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测”。在收到周恩来发来的电报后，当即表示愿意赴渝与蒋介石展开谈判，“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

　　身在重庆的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后回电表示远赴重庆存在风险：蒋介石可能“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安”，这种情况对我党来说损失太大。

　　为了保险起见也为了能够表示友好重庆人文特征，周恩来建议称病，然后派作为代表赴西安与蒋介石会面。之所以选择代表前往，周恩来有很深的考量。首先，几年前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提出亲自送委员长回京，临行前蒋介石再三保证会确保其安全，但是却出尔发尔将其扣押。

　　其次则是因为在国共两党中的特殊身份。曾在黄埔军校学习，也就是蒋校长的学生，他对黄埔系向来友好。而且当时有意培养，是我党较为年轻的高级干部。

　　另外，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同窗与校友，现在很多在军政中已身居高位，更有利于双方交流与联络感情。更重要的是刚刚由苏联回国，而且还曾受到斯大林的亲自接见，这段经历让他更具号召力，也更有神秘感。

　　中央在征得同意后，给周恩来发去了电报“毛现患感冒重庆特点简介，不能起程重庆特点简介，拟派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周恩来随即向蒋介石转达此意。

　　在随后的两天时间里，再三思索反复斟酌后，觉得从目前整个局势考虑，如果能够确定蒋介石确实没有恶意，还是他亲自出面比较好。于是在8月19日凌晨给周恩来发去电报表示“依目前局势我应见蒋。”

　　十天之后的8月29日，在此提出面见蒋介石：“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候林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但是，周恩来国共第一次、第二次合作期间均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广州及重庆开展工作，所以与蒋介石接触较多，也最了解他的想法。

　　周恩来在9月5日给中央的回电中表示：蒋缺乏诚意，“决非合作”，“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蒋竭力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包藏祸心”重庆特点简介，而且局势亦“并非对我有利”。

　　他仍然坚持先由出面会见蒋介石，然后“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决定毛是否出来。”最终，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先派出面试探。

　　不久之后，便致函中央表示可到西安与蒋介石会面。9月14日从延安启程前往西安，虽然路途不算远重庆特点简介，但是因为路不好走，汽车又经常出故障重庆民族特色，一行人愣是走了三四天才到了西安。

　　嘱咐在西安等待，借此机会与西安各界人士多沟通交流。于是，按照的指示，遂在西安住了下来，这段时间里，他拜访了很多高级将领重庆人文特征，如李宗仁、胡宗南等，向他们宣传的抗日方针，阐述了国共双方合作的深远意义。

　　在西安小住十几天后，根据中央指示乘汽车前往重庆，经过一周的长途跋涉，一行人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与等待多时的周恩来等人会合。

　　按照约定，10月13日，、周恩来在张治中将军的陪同下，来到蒋介石办公室。见面之后，很客气，称蒋介石为“校长”。首先他转达了毛主席对蒋介石的问候，并表示这段时间身体不好，待日后身体稍好一些，便可亲自前来会面。

　　此次会面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在此期间高度赞扬了十中全会精神和蒋介石在会上的演讲，并表示上下均诚心拥护蒋介石为民族领袖。

　　还提到在内部有“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并特别指出“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

　　本来一开始蒋介石还饶有兴趣地与交谈，但是当他听到“内战危险”等字眼时，立即变得不耐烦起来。

　　此时，周恩来敏锐地发现蒋介石一直不停地看自己的手表，说明他不愿意再听下去了，所以他立即示意停止，双方的第一次会面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即使如此，远在延安的依旧对在重庆与各界人士开展会面所取得的的成效很是满意，因此仍希望亲自与蒋介石详谈。并提出让第二次会面时征询蒋介石“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

　　但是周恩来则表示目前工作的重点是与缓和关系，而不是解决问题。考虑之后觉得周恩来的话颇有道理，便同意了。同时他还提出在第二次与蒋介石会面后便起身回延安。

　　为了给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于12月1日亲笔致函蒋介石，“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语气相当诚恳。读完的亲笔信后，蒋介石认为方面很有诚意，便决定再次约见。

　　12月16日，再次来到蒋介石办公室。在此次会谈中，蒋介石表达了对此次谈判的诚意，并表示谈判不是手段。

　　而当表示方面希望恢复新四军番号时，蒋介石当即愤怒地表示：“新四军一不抗日，二系叛军，我已下令取消了番号，还谈它干什么？”并表示“今后勿再提新四军”。

　　为了缓和此时较为紧张的气氛，蒋介石接着说道：“因为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有什么，就跟你说什么。对别人我就不说了。”此次会面亦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但是，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蒋介石更没有诚意与谈判了。1943年5月22日，国际宣布解散，消息一经宣布，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而此时强硬派又开始作祟，酝酿再一次发动破坏两党合作的活动。

　　然而迫于美苏的态度，蒋介石认为此时保持国共关系对其有利，于是对代表提出的诸多方案均采取拖延的办法，始终不予理睬。周恩来等人多次展开交涉，但是却要求越来越无礼和苛刻，甚至表示应放弃军队。

　　此时觉得对方根本没有任何谈判的诚意，于是提出了返回延安的想法。6月7日蒋介石第三次会见，最后他表示“这次我们的意见未统一，下次再谈吧。”自此，为时八个多月的国共谈判结束。

　　此次谈判双方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也并非全无收获。在周恩来看来，至少完成了两个任务，一是缓和了自皖南事变以来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二是国共双方重开谈判之门，表达了各自的和谈诚意。

　　此外，在重庆使得这段时间里，与很多诸如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政要员展开会面，表达了方面的心声，并深入了解了他们的想法，对缓和两党关系起到了推动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此次会谈国共双方均掌握了对方的底线，为日后受邀来渝与蒋介石展开正式会谈打下了伏笔、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