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月间，关心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人会发现，国内有三座城市“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往昔，聚焦中国现代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依次推出三个大展：“莫忘初业第一程——早期北平艺专的国画课堂”（北京）、“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文脉大展”（上海）、“星汉灿烂：中国现代美术在重庆（1937—1949）”（重庆）

　　九、十月间，关心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人会发现，国内有三座城市“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往昔，聚焦中国现代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依次推出三个大展：“莫忘初业第一程——早期北平艺专的国画课堂”（北京）、“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文脉大展”（上海）、“星汉灿烂：中国现代美术在重庆（1937—1949）”（重庆）。其中，以刘海粟美术馆全馆规模呈现的“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文脉大展”体量最大。

　　没有被艺术滋养过的人不易脱俗，没有被艺术陶冶过的城市常会暗淡无光。如果没有被一抹抹现代美术之光照拂过重庆民族分布图，京、沪、渝这三座在中国历史和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城市，会有怎样的容颜？以地理为坐标，以美术为经线，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那已经逝去的年代、远去的大师和并不如烟的往事……

　　一条展览预告的微信阅读量达到2.7万，这在以流量为考量标准的当下，称得上是一个“爆款”。展览作为重要的文化生产，如何有效地“贩卖”内容，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什么重庆人很白。于是，美术馆、博物馆纷纷加大对新媒体的投入，出手早且“产品”质量稳定的，已经累积了好口碑，在线下展览“输出”环境遭遇不确定时，也能在线上博得好彩头。此展的策展人云导览直播观看量近30万人次，便是明证。

　　第一眼看到“星汉灿烂：中国现代美术在重庆（1937—1949）”的海报，会被密集的头像所吸引，这些曾经鲜活的面孔不单让人“发思古之幽情”，还会生发出对时代变迁中个人遭遇的无数感喟重庆民风民俗介绍。毕竟，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星光依旧闪烁。让后辈好奇的是：他们在重庆究竟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重庆这座山城在他们的生命中究竟是什么角色？

　　记者：此次展览分名师云集、名校汇聚、展刊连台、艺术地图四个板块，其间的逻辑线是怎样建构的，你的策展理念如何贯穿其中？

　　红梅：这个展览我们筹备了3年，作为艺术史研究者和策展人，我希望给时期美术研究以新的面貌和新的生命，此展就是我的艺术史观的呈现，概括地说，我们是在呈现一个现代美术的“重庆时期”。

　　艺术史研究要具有哲学、历史学的高度。时期是中国美术现代性的重要起源，往前追溯那是另一种说法了。在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知识框架里，其谱系已牢牢印在学者和公众心中的是，时期上海的美术发展，以及北平、南京、苏州、杭州、广州、武汉等。那重庆呢，在黄宗贤等学者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同仁的努力下，他们关于“抗战美术”的梳理也很深入。但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更广阔、更全面、更深入的关于重庆在时期美术发展的研究呢？于是，我就提出了“中国现代美术的重庆时期”这一新的艺术史研究视角。

　　这个展览让我们看到重庆云集了当时中国艺术界绝大部分的名师、名家，在中国美术史上，这段历史是无可替代和绝无仅有的，其他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在某个阶段是某一群人的集合，但没有一座城市曾经做到过名师、名家、名校云集一地长达十年之久，而书写和呈现这个独一无二、极其灿烂的重庆高光时期美术全面发展的学术研究、展览、出版还没有出现过。

　　红梅：这些年我的研究重心之一就是中国现当代美术，此次展览是系列研究中的一个个案，展览只是我研究成果的一种呈现方式。在央美百年校庆时，范迪安院长让我做的是徐悲鸿的个案研究，当时挖掘了大量的史料，策划了“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悲鸿生命”大展和“徐悲鸿与他的时代”两个展览，之后又和张子康馆长一起策划了“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展览，这些展览都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荣誉。在研究徐悲鸿时我发现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公派留学的艺术生总共有1000多位，这让人有些吃惊。恰好当时受到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启发，我就将其中的重要人物做了一个关系图，结果发现与重庆有关的史料浩如烟海，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名家、名师、名校云集于斯，无任何城市可取代；展刊连台、声名远播之密度、广度，也无任何城市能比拟。然而在中国现代美术版图中如此重要的城市，其光辉却被其他大城市遮蔽得暗淡无光。

　　这个展览之所以放在重庆、放在川美美术馆，是因为这是为重庆和重庆人民做的，我们核心团队包括何桂彦馆长、董虹霞副院长。我们的老师都是易英先生，由于师出同门，所以我们的史学观念高度契合。后来加入的徐悲鸿纪念馆展览典藏部的主任徐骥、执行馆长宁静，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

　　在展品方面，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有200多件关于重庆的藏品，此次出借了一部分；徐悲鸿纪念馆也提供了很多藏品，王琦美术博物馆出借了不少版画首版原作；此外还有几十位参展艺术家家属的家藏。当我们在展厅看到这些作品聚集于一处，想着它们不仅经过风吹雨淋的自然损耗，还经历过战火、偷盗、抢劫、纷争、毁坏等人为的劫难而流传至今，就会觉得弥足珍贵。从展览呈现来讲，也有遗憾之处，譬如展览文献里述及的诸如潘天寿、丰子恺、陈之佛、关良等多一半大家的作品没展出，实在是因为我们借不到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览所使用的字体是仓耳屏显字库创始人、字体艺术家、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设计师严永亮免费赠送的，从海报到展厅，这一字体让展览显得别具一格，他的理想是“让全世界看见中国汉字之美”。

　　1944年3月重庆民风民俗介绍，现代美术会在华西大学举办现代美术展览（左起：吴作人、厐薰琹、雷圭元、秦威、丁聪、沈福文）

　　记者：此展系统呈献了战时重庆作为现代美术教育、艺术创作版图中的重镇，对现代美术的发展与保存贡献的力量和成果。这一阶段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美术因何对于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至关重要？

　　红梅：很多名家、名师是在重庆完成他们艺术生涯中最重要创作的，典型如傅抱石的抱石皴，这种皴法历史上从未有过，是重庆特有的云缠雾绕、烟雨迷蒙的自然风貌所孕育的。传统绘画方面，谁发明了皴法谁就是大师，傅抱石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与重庆有直接而深远的关系。

　　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彩墨画实践，都是在重庆线日，徐悲鸿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演讲《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时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这个理念他一生践行，但在重庆得到了集中实践并卓有成效，创作了一大批新中国画代表作。这次展出的《群奔图》就是在重庆创作的。徐悲鸿在重庆创作的作品包括国画、油画、素描、白描等，有200多件套，完全可以单独做一场“徐悲鸿的重庆时期”专题大展重庆民族分布图。他还在重庆成立了“中国美术学院”，这是一个团聚了后来组成中央美术学院绝大部分骨干教师的研究机构。

　　林风眠就是在重庆开启了所有题材的“风眠体”、仕女画中的“青衣女子”时期，早期风景画基本上是重庆嘉陵江畔的景色，静物画基本上是重庆的瓜果，花鸟画基本上是重庆的野花野草；林风眠早期的彩墨画绝大多数是在重庆时期创作的，也可以单独做深入的专题展。林风眠当时孤身一人住在金刚坡半山腰的废弃仓库中，我们考察过他的故居，当时的山水和今天没多大变化，可以想象他是如何看着嘉陵江水画下了这些画。吴作人、秦宣夫、黄显之、宋步云、冯法祀、宗其香、李斛、唐一禾、孙宗慰这些大家，其典型的艺术风格也大多是在这里形成的。

　　再就是敦煌的发现重庆民风民俗介绍为什么重庆人很白。从最初的王子云成立西北文物考察团；接着是常书鸿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没有韩乐然对新疆克孜尔石窟的发现，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么完整的克孜尔石窟面貌，后来有吴作人、司徒乔、董希文、艾中信也都到上述地点考察过……以上种种，对现代美术的走向有至关重要的作用。8年里，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后来又成为名家的，如冯法祀、宗其香、李斛、艾中信、戴泽、彦涵、赵无极、黄永玉、吴冠中等，都是从重庆踏上艺术之路的。戴泽先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老先生，现在央美在给先生做百岁华诞展。

　　概括来讲，这段历史就是“艺为人生”，走出课堂，走出法国和日本学院派的教育模式，从“人生为艺”变为“艺为人生”，开始重视写生，这和后来延安的美术系统有共同语言，以至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衔接就没有太大鸿沟。

　　记者：外在环境的变动，使得国内美术名校内迁重庆，其办学理念、教学模式重庆民族分布图、培养机制等和同时期的上海美专、北平艺专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红梅：在做历史研究时，我认为要有深刻的历史的同情。时期美术教育受到蔡元培所提倡的“美育代宗教”的影响至深，这个理念在当时践行得非常深入和广泛。这和后来的美术教育有些相同，也有些不同。

　　时期美术教育总体呈现出一种开放型、没有边界、上下一体的面貌。迁到重庆的这些学校，公立私立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办学理念、教学模式、培养机制也没有本质的不同，经费来源不一样是一方面。对于私立学校，政府也会拨点款作为救济，但主要还是依靠学校自筹，一些私立学校成立了由各路社会贤达组成的校董事会，他们为学校的存续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无立还是私立，那时都是教授治校。

　　战时重庆的美术教育，并不像我们现在所以为的比较集中在高校的精英教育，以及民间的公教机构中，实际上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教育面貌。这种面貌，不仅是在展览中提到的名校、学科设置、教育理念、办学宗旨、校训等，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名师、名家上，他们中很多是学贯中西的大家，这一点远非其他历史时期可比拟。那时只要在美术史上是有独特贡献的，就会被吸纳到名校、名社团、名协会中，譬如齐白石、张大千、司徒乔、韩乐然等人，这样的名家很少在学校担任长期教职，但名校会聘他们当教授。

　　身处战时，人的流动性比较大，当时在重庆任教的教师一般至少在两所学校任教，像秦宣夫，在重庆的几年间任教的学校就有5所。很多人也许会认为这是战争导致的师资缺乏，但当时师资并不缺乏，缺乏的反倒是学生资源。这就是深入到历史研究中发现的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当时只要是你想学习美术，学校就会减免学费，那么学费从哪里来呢？比如武昌美专的唐一禾、唐义精兄弟办学时，就是动用各种资源，甚至以自掏腰包的方式来供养学生；徐悲鸿的能量更大，他会到处去和社会政要、富商筹集资金来办学校，培养学生重庆民风民俗介绍。

　　在梳理史料时，我们发现1937年至1946年间举办的展览达500余场，其目的和今天完全不一样，那时办展的目的就是卖钱，当时报纸经常用“销售尽净”“一售而空”等形容此间情形，展览所获资金用途是什么？一是办校，培养学生；二是抚慰烈士遗孀、遗孤，或是捐助战场，当时的人们特别爱同胞、爱民族，这让人非常感动。

　　红梅：重庆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不敢妄谈重庆民风民俗介绍，但那时文艺界的人多在成都，成都是千百年来文人汇聚之地，四川美院的前身也是在成都，不在重庆，早期重庆的城市文化构成之一是码头文化。对于重庆这座城市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文化人艺术家云集此地十年左右，重庆的气质是不会改变的，实际是彼此成就的关系。

　　那时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都愿意为民族崛起做贡献，是超越党派等观念的，很多老师不拿工资，做事情是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来考虑的，可以说，当时整个国家的精英和大众是在用血肉来捍卫民族的尊严和同胞的生命，劳苦大众献生命，知识分子献思想和灵魂。在那种生死晦暗不明的时刻，学艺术并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后来情况怎么改变的呢，就是这些学校管学生的吃住，才吸引了很多学生。靳尚谊先生当时为什么考北平艺专？他在多个场合说过，“那时学校管饭啊”。

　　然而，在这样一种艰苦的教学环境下，教学成果却十分显著，那些美术学科的奠基人或创始人、艺术创作的主力军，在新中国成立后大都成了国家美术创作和教育的重要力量。譬如，一些人直接被徐悲鸿招致麾下，林风眠在国立杭州艺专也收纳了一大批人才，其他像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武汉美术学院的人才底子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庆打下的。

　　一说到重庆，我们总会说因为战争原因导致了一切的发生，但最关键的是人，当时的人们如果只是钻在防空洞而无所作为，那么，历史的面貌也许就是另一番模样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十大美院，当时除了未成立的，大部分在重庆，可以说，是重庆人民和重庆山水为这个国家存留了艺术教育的火种、艺术师资的火种和艺术生力军的火种。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文脉才能续上，不至断绝。

　　红梅：在实施展览的前期，基于重庆学校多、名人故居分散的现状，四川美院副院长董虹霞教授以艺术地图的方式来清晰呈现时间线和地理坐标，她还邀请了专业的制图机构来帮我们完成。现在来看，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城市发展来说，这项工作实在太重要了。如果重庆能够将这一独特资源好好梳理，像名人故居、校址得到复原，整个重庆的城市形象甚至是文化身份、文化气质也许会发生巨大的改观。目前，盘溪区复原了一个旧址，效果非常好。如果规模更大的话，遍布整个重庆市区的话，就可能成为像海德堡、佛罗伦萨、法兰克福那样的国际名城了重庆民风民俗介绍。将城市在文化建设上的特点和诉求清晰地传达出来，对于像重庆这样一座西南部的重要城市来说，特别重要。

　　说美术馆是生产知识的机构，有些抽象，在我看来，美术馆的本质不是艺术家的家，也不是公众的家，而是作品的家。美术馆之所以从建筑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为不可取代的建筑门类，就是专门为作品服务的。所以说，作品是美术馆的核心，作品只有在美术馆里才有生命，才会呼吸。美术馆的一切工作是不是应该围绕馆藏作品以及展品进行，而不是可以独立出来单独进行，这些都是严肃的美术馆人认真对待的问题，也是一座美术馆独特气质的显现。

　　“星汉灿烂：中国现代美术在重庆（1937—1949）”主策展人，入选第13届中国艺术权利榜（ART POWER 100）2019年度策展人。

　　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展览策划与研究，西方现当代艺术与批评研究，视觉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