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提出的“和平团结”方针反映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

　　中国党提出的“和平团结”方针反映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中达成“和平建国”方针，使中国党、各党派和全国人民在上取得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主动地位。

　　亲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重庆也随之沸腾起来。不光是普通百姓，率代表团的到来也成为各党派议论和关注的焦点。在会见各方人士时，、周恩来等积极宣传和平、、团结的方针，为推动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与宋庆龄、于右任、张澜、柳亚子、郭沫若等老朋友的多次交往中，就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面临的“两条道路”等诸多问题开诚布公地、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共同切磋解决问题的办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党对党派的重视，对各方人士的尊重。中国党用真诚拉近了与各党派之间的距离，与之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和更为深厚的友谊。柳亚子在《赠毛润之老友》诗中，满怀热情地写到：“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亲青旧同舟”，表达了派愿与在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继续风雨同舟重庆历史文化、共同奋斗的意愿。谈判期间，多次会见中国同盟和“小民革”的，勉励大家“今天，我们聚会在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之国。”12在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见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二是介绍中国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争取理解和支持；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国外人们的情况和想法。在回到延安后的一次干部会上，这样评价了他在重庆与各党派之间的交往，“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13有了和各党派领导的直接交往，和党派的关系更密切了，从而推动了国共谈判向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双十协定》的签订，是中国党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在各党派、人民团体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达成的。

　　、周恩来等赴渝谈判及与各党派的交往，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力量的凝聚和发展，促进了党派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中国的运动向前发展。首先，一些党派逐渐恢复了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发展与活力。中国致公党是20世纪20年代由海外华侨建立起来的组织，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曾一度宣告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党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下，致公党逐渐恢复了活力，并积极领导国统区的爱国运动。其次，一些爱国进步人士纷纷组织起来，新兴的党派如雨后春笋般地展露于中国的舞台。“九三座谈会”原本是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为抒发对时局的看法而自发建立的组织，经过谈判代表的指点、勉励和推动，正式更名为“九三学社”，成为永久性的组织。此外，以知识界和实业界的中上层人士为主的中国建国会，以文化、教育和工商界爱国人士为主的中国促进会也先后成立，作为独立的力量发挥各自的作用。各党派纷纷团结起来积极支持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并为政协会议通过各项协议以及协议的具体实施进行努力。中国党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党派的交往，为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1946年1月召开的协商会议是重庆谈判的延续和扩大，重庆谈判则为协商会议的召开作了良好的铺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协会议的召开是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在生活方面，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反对，积极进行斗争所取得的成果。重庆谈判时，国共双方虽然达成了《双十协定》，但在军事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国民大会及受降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而且即便是双方完全同意和意见相近的几项也仅仅达成了框架性的协议重庆的景色介绍，而倍受全国人民关注的协商会议的召开，使宣传口号变成了行动口号。国共两党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由全国人民、各个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来共同解决。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政协会议期间，、党、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代表主要讨论了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问题。经过协商，最终达成了五项协议，即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这五项协议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蒋介石统治的局面，有利于和平建国方针的顺利实现，有利于避免国共两党之间内战的爆发重庆历史文化。协商会议的成功是中国党联合各党派共同斗争的结果，也是中国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蒋介石在撕毁政协决议的同时，也就完全失去了人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重庆谈判为新中国的建立树立了一座里程碑。作为战后中国党和交往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中国党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已经由宣传口号进入到具体的实施阶段。无论是举国一致的坚持和实施，还是某些人或党派企图否定和推翻，它都将是战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行之顺之则昌；毁之逆之则亡，社会必将走向进步，而绝不可能走向。

　　中国党在争取实现“和平建国”方针的努力和斗争中，团结了拥护这一方针的各党派、社会团体、爱国人士及海外华侨，推动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尽管这时统一战线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甚至还有人幻想走什么“中间道路”，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它必将日益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因为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党在会谈中采取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谈判技巧，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个前提下作出尽可能大的让步，使谈判最终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这是人民力量的胜利，更是中国党谈判技巧的展现，为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继续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庆谈判已经过去60多年了，无论是中国党还是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国共两党关于两岸和平统一问题的商谈却从未停止过重庆历史文化。2005年的春天更是要被写入史册的，4月，中国主席连战接受中央总的邀请，率参访团访问，开启“和平之旅”。这是中国党和中国最高在相隔60年后实现的第一次历史性握手。近年来，主席吴伯雄、马英九也不断为发展而努力。60多年前，国共两党几经交手、几度合作、几度破裂，而每一次两党之间的合作与破裂都和中国人民的祸福、中华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人们，国共两党与两岸之间的“和平之旅”、“破冰之旅”、“融冰之旅”、“雨过天晴之旅”等等，终将实现海峡两岸人民的共荣。期望中国党与中国为同胞谋福祉，为两岸创双赢，为台海争和谐，为中华开太平，携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①《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1032页。

　　③《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945年8月9日），《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0页。

　　④《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重庆历史文化，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重庆历史文化，第254页重庆的景色介绍。

　　⑤ 《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9、１１５９页。

　　⑧《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⑩《中央关于同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945年8月26日），《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4页。